1987到2017，我的媒體時代，從進行曲的前奏鼓點，走調唱成一首芭樂歌。
時光倒回1987年九月，我剛上大學三年級，《自立晚報》記者徐璐、李永得途經日本，前往中國採訪兩星期。他們是兩岸隔絕四十年後，第一批不顧政府禁令、進入「匪區」採訪的台灣記者，像是旱地颳起超級旋風。
他們返台後，我就讀的輔大大眾傳播系，立即以系學會名義力邀演講，徐、李到訪那天，系館文友樓最大的階梯教室擠滿師生，我也湊在人群裡張望，空氣中有種莫名的時代氣氛。門口的巨幅海報，調皮形容他們是「第一批『反攻大陸』的記者」。
當時，距離蔣經國宣布解嚴，不過兩個多月，政治力量對新聞媒體猶未鬆手。《自立晚報》社長吳豐山連同兩名記者，遭新聞局指責涉嫌刑法偽造文書、違反「大眾傳播事業派遣從業人員申請出國審核辦法」及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」，前者移送法辦，後者裁定兩年內不接受該報記者出國申請。
你沒看錯，當年，記者出國採訪，必須經由政府審核，「申請地點與目的地不同」，就會惹禍上身，輕者一兩年不准出境，重者判刑入獄。
那年代的報社，經常口耳相傳一些陳年軼事，例如有年雙十，某報刊登蔣介石的總統文告，將「中央」誤植為「中共」，隔日即有憲兵登門包圍編輯部，從編輯、校對到總編輯都必須接受政治調查，確認有無匪諜潛伏，「挑撥軍民團結」，最後，以撤換總編輯結案。
這類警世情節在編輯台流傳，像是恐嚇小孩的鬼故事，提醒「手民之誤」足以釀成巨大災厄。
▋那年煙花特別多
那隻看不見的手，確實像是飄蕩中的幽靈，如影隨形。然而，八〇年代是個「所有規則，都等待被打破」的興奮年份，台灣周圍有一道隱形的牆，長年壓縮著島嶼上方的空氣，無數人積極尋覓鋼鐵邊境的縫隙，試圖撼搖、穿越這道牆，新聞業尤其不例外。
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後，隔年元旦解除報禁，報紙不再只能印三大張，也不再限制新報紙創刊、不再限定印刷地點，《中時》、《聯合》各報隨即擴增為六大張，新報紙也摩拳擦掌準備籌設，眼看新聞媒體即將迎來全新紀元，然而，回系上演講的學長姐，仍不乏懣憤。
還是大學生的我，聽著擔任記者的系友，抱怨形式上雖已解嚴，但政治性報導或評論政策時，仍然必須小心翼翼打擦邊球，否則，雖已不致有牢獄之災，卻可能讓獨家心血一夕蒸發，甚至為報社惹上麻煩，他們必須日復一日，在摸索衝撞中，試圖撐出更大的報導空間。
那是我在課堂之外，學到的重要一課：凡事都有「前台」與「後台」，名目上的自由，經常是被給予的部分自由；真正的自由，是心靈上的自由，無法被施捨，必須親力爭取而來。
差不多同時，大學生正在爭取校園自主，當時，學生刊物必須向校方申請成立，並逐期事前送審。一名參與跨校串連的同學找上我，打算籌辦一份地下報紙，鼓吹學生自治。他屬意我的原因，倒不是我有特別強烈的政治理念，不，完全不是；而是他知道，我忙著在劇團鬼混，偷懶不打算考預官，因此，參與地下刊物的黑經歷，不會阻斷我的少尉路途。
就這樣，我糊裡糊塗提前體會出版者的小型叛逆，與自身青春期的混沌茫然平行剪接，隨後糊里糊塗畢了業，果然拿了不太好看的操行成績，只能在桃園楊梅當二等兵，羨慕著同屆不必服役的同學，幾乎一畢業，就有不只一家報社找上門。
那是台灣報業煙花綻放的幾年，《自立早報》、《首都早報》、《大成報》、《勁報》、《環球日報》，連同《中晚》與《聯晚》兩家晚報，我們那一輩躬逢其盛，像是無意間搭上特快列車，享受台灣民主衝撞後的言論空間。正如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，我在營區裡，抱著六五步槍，站著半夜三點到五點的崗哨，一面拿手電筒偷偷照亮友人的信件，讀著他們在廣場上的激越歌聲，無限嚮往。
▋新聞產業的四個髮夾彎
等我退伍，在電影與廣告之間拿不定主意，庸庸碌碌轉了一圈，最終還是進入新聞業。那是1994年，超商報架的熱鬧高峰已漸消退，新報紙大多黯然退場。習稱「第四台」的有線電視躍為當紅新寵，台灣被劃為51個收視區域，51個以光纜為界的國中之國，六百多家有意競逐的系統業者遠交近攻、兼併結盟，混戰洗牌的最終結果，加上紛紛搶進的頻道商，主宰其後四分之一世紀的客廳螢幕。
遠在《壹週刊》登台之前，TVBS是更早成功搶灘的港系媒體，先以港劇、娛樂節目站穩腳步，隨後是第一個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。TVBS-N開播那天，我在松山分局刑事組，陪著值班員警一面吃飯，一面配著「打開電視就有」的新聞畫面，有種命運之神用力敲門的交響感。
若說，「報禁開放」是解嚴後第一波媒體浪潮；九〇年代的全天候新聞頻道、SNG車普及、政論節目成為全島晚間娛樂，就是媒體產業的第二波集體轉向，「新聞」的時差更短、易得性更高、閱聽門檻更低，像是水龍頭一樣，扭開即時就有，而且幾近免費。
或許，那是台灣媒體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急轉直下的關鍵年代。
一方面，活潑、富臨場感、感染力強大的電視新聞，成為全民媒體的象徵，從小麵攤到理髮院，5字頭頻道在大街小巷一字排開聯播。尤其當重大事件發生，陳進興的南非使館事件、盧修一選前之夜下跪，世紀末的電視新聞，證明它是穿透力最強的媒體工具。
另一方面，三萬六千平方公里、兩千萬人口的國家，擁有六家全時新聞頻道（後來增為八家），註定是一場供過於求、太多選擇追逐有限市場的眼球血戰，加上以收視率為基礎的廣告購買公式，幾乎所有電視新聞從業者，都被迫在「小數點煉獄」中掙扎。瑣碎化、綜藝化、煽情化彷彿重力下墜，無意義的SNG連線、颱風夜的記者泡水競賽，許純美、柯賜海的起居注連載，共構一首巨大無奈的影像哀歌。
世紀交替，《壹週刊》與《蘋果日報》順勢接手，將電視新聞的競爭策略平面化、極限化；宣傳策略上，黎智英既是精明商人、媒體先鋒，也是不畏權勢、伸張正義的勇者。幾次黑道襲擊編輯部及黎老闆人身的事件，強化了壹傳媒的硬頸形象，卻也讓台灣媒體掉入屍體與肉體、爆卦與八卦的吸睛邏輯，這是當代新聞產業的第三波轉折。
對照反差的是，台灣報業歷經解嚴後一波競爭，幾家大報寡占市場，印報機幾乎等同印鈔機。當年，老報人津津樂道的天寶往事之一，就是廣告版位供不應求，即使縣市分版加上AB分版，「廣告主經常揹著一整袋現金」，親自到報社搶版面。
長年缺乏危機意識的後果，造成組織肥腫無效率、企業文化因循守舊、山頭主義把持資源，每一項微小改革，都撞擊某些單位的利益或慣習，內部一陣翻攪抵抗，最後往往只能妥協了事。當有線電視、壹傳媒先後叩門挑戰，再佐以民間政治光譜的位移，自傲的老字號幾無招架之力，營運狀況急轉直下。
然後才是網際網路。
▋明日邊界，昨日黃花
曾經，2000年初的《明日報》展示網路原生媒體的潛力，展示取代紙媒中介角色的壯志雄心。尤其開出無數奇花異卉的「個人新聞台」，造就一個素人寫作的豐美實驗室，其時，連「自媒體」、「部落格」等指涉符號都未誕生。
然而，《明日報》也初嚐「成功媒體、失敗企業」的詭異矛盾，一年後，以燒光資金、投資法人斷糧作收，彼時尚不是電子商務教主的發行人詹宏志，剃去及肩長髮，公開向員工鞠躬道歉。
《明日報》留下幾項非物質遺產，一是員工幾乎都由《壹週刊》接收，為壹傳媒來台之初，提供優秀整齊的即戰力；二是「個人新聞台」培養大批網路寫手，為幾年後的部落格熱潮打下社群根基；三是傳統媒體目睹網路的聚眾動能，開啟新聞數位化的大江浪潮，這也是媒體產業三十年來的第四波衝擊。
另一方面，《明日報》黯然退場，預示了數位時代的茹苦艱辛：當內容免費，廣告收益不足支撐開銷，資金一旦耗盡，金主漠然抽手，即使最聰明的經營者、最勤奮的編輯人，都難以面對無米之炊。
此後發展，幾乎不是當代歷史，更像是昨日新聞了。
最現實冷酷的話事人是「數字」，尤其廣告數字。先以報紙為例，1998年，台灣報業總廣告量211億，2008年廣告量腰斬剩下110億、2016年僅餘50億，幾乎每十年就打一次對折。
同為傳統媒體代表隊的無線電視，1998年同為歷史巔峰，老三台加上剛開播的民視，廣告量221億，猶勝報業；然而，雪崩速度也比報紙更快，2008年打兩折剩下44億；2016年殘存33億。
率先崛起的有線電視，廣告量高峰是2011年的211億，近年緩步下滑，去年剩下191億。2005年，網路廣告首度列入統計，當時總量不過30億，隨即每年兩位數增長，最高年增率達33%，去年已破258億，十一年飆漲8.6倍。
幾個關鍵年份的消長，若製成圖表，大致如下：
關於網路（含行動）廣告，此處有一點參詳，以去年為例，以臉書為主的社交媒體廣告是最大宗，佔31.2%；其次為Google與YouTube獨強的關鍵字及影音廣告，各佔24.2%、19.4%，以上三者，吃掉網路廣告四分之三，且比例逐年攀升。
換言之，當科技平台像獅子一樣大口吃肉，新聞媒體等內容網站只能搶食殘羹，假裝自己是小鳥胃。
▋台灣媒體安怎？800字快答旋風
經濟因素不但決定競爭生態，也左右媒體內容走向。我不時被問及：「解嚴之後，台灣媒體擁有自由開放的報導空間，但整體品質為何江河日下？」這問題不易解答，因為大致上，那是一個長達二十年、歷經四個階段的漸進過程：
— — 首先，二十年內，報紙廣告剩下不到四分之一，加上《蘋果日報》強力挑戰，各報多以裁員、優退因應；再則是開發業外收入，承辦各項大型藝文展演，曾是報業的新興油礦，等到過度開發、油源枯竭，則轉為承接政府文宣標案，2010年的「台北花博」，是足以列入經典教案的誇張事例。
— — 第二階段，當政府標案、廣編特輯、置入行銷都無法支應商業廣告的萎縮，新聞媒體轉而大幅削減開銷，裁撤國外採訪駐點、縮減地方特派人力、幾乎砍光差旅支出。削皮剔肉久了，即使傷筋動骨也不覺疼痛，因此，下一步是「檢討非必要人力」，包括教育、國防、兩岸、國際等冷門路線，有些媒體根本沒有專責採訪人力，而是一人兼代數職。
— — 再往下滑坡，就是一面壓低基層工作者的待遇、一面加重他們的工作量。我進入新聞業的1994年，台灣人均所得11,123美元，當時，報社基層記者起薪36,800元，另有稿費及其他獎金。去年人均所得19,626美元，新進記者起薪卻退回兩萬四千到兩萬八千元之間；相對地，不但沒有稿費，且必須供稿給紙本與網路即時，每天發五條新聞是基本低消，有時還得兼拍照片與影像。
從一早起床到深夜睡前，長達十幾小時，時時準備發稿、時時回應主管的Line或接受點菜，已是當前第一線記者常態。壹傳媒一度以遠較本土媒體優渥的薪資，合理化這種「責任制」的工作型態，部分傳統媒體或新興網媒雖不具同等薪資水準，卻懂得跟進同一水位的工作量及壓力密度。
— — 最後，當臉書、YouTube等社群媒體興起，當每人每天五則新聞不能滿足網路流量的KPI，「社群記者」遂成熱門職缺。編輯台低薪聘雇無經驗的工作者，每日巡視臉書、PTT或YouTube，複製或錄寫名人臉書、爆料社團、熱門影片、監視器畫面，再佐以甜美多汁或驚悚刺激的標題與圖像，上網競爭按讚數與觸及數。
現實是，這類即食速得的內容，往往真能博取更高的點閱率或收視率，本輕利厚，因此，任誰都難以否認，「這是一門好生意」。有時，線上記者還需兼任臉書小編，並課以粉絲數與觸及數的業績壓力，當記者變成健達出奇蛋，一種價格，多重驚喜，自然難以兼顧報導品質。
台灣新聞媒體為何演進如此？以上是我的壓縮版本解答，當然，上述階段並非涇渭分明，而是交互堆疊，有如覆瓦。（若你好奇「解壓縮版本」多少字，很可怕，還是不要問好了。）
▋迷霧森林的青春小鳥
所以，這大致是我們的2017年，一方面，我們接收網路時代最美好的禮物，新聞媒體與資訊渠道不再被寡占，出版門檻降至極低，人人得以串連發聲；黨政軍不得介入媒體，政治干預力量相對微弱，大致限於國營媒體與公廣集團等少數事例，台灣確實擁有亞洲前段班的新聞自由。
在此同時，新興公民力量透過網路崛起，類似gOv或台灣吧等年輕世代，藉由社群與創意能量，探索傳播潛能；各種帶有倡議性質的小眾媒體或另類媒體，以小搏大，在特定領域埋頭耕耘，在關鍵議題上待命爆發。雖然經濟上，這些有志者大多在飢餓邊緣掙扎，都必須荒島求生。
另一方面，我們目睹自由市場的開放競爭，無法自動保證一個健全的媒體環境。尤其報業與電視新聞，由於退出門檻極高，出錢老闆及經營高層的韌性，經常展現在「棄守專業倫理與品質底線」上，因而在惡劣環境下，不斷向下競爭。
即使身處其間的從業者，多數還懷抱一點夢想，認為媒體應當利益社會、服務人群。然而，當生存焦慮與財報壓力交相煎，公共責任被嘲笑為「老派」、「講情懷」、「菁英意識」，隨波逐流、迎合討好、只為你活一天，往往是夢醒時分的抉擇。
於是，每個人經常苦守自己的隱形價值底線，然後集體卡在一個焦慮結構中，這是當代的「公地悲劇」，新聞媒體將太多心力花在眼前的免洗題材、無關緊要的茶水間話題、膝蓋反應的政治口水與政黨衝突、網路社群的情緒對抗。每當萌生兼具誠意與深度的議題探索，老闆只要丟回一句「收視率很差」或「沒有人要看」，就能澆熄第一線報導者的滿腔熱情。
三十年如露如電，任誰都難以料及，1987年那一代，對抗的是威權體制的巨大餘緒，為爭取報導自由，拍主管桌子，或直接拍案求去。如今，「新台幣取代新聞局」，成為箝制報導空間的鬼影單位，居高位者為著財務數字，憂焚計較；基層記者為了日益險惡的工作條件、不合理的產製需求而據理奮爭。
在此同時，即使仍有不少兢兢業業、刻苦自律的從業者，媒體產業歷經四波衝擊刷洗，新聞記者概括承受一切刻板印象，成為社會聲望最低的行業。
青春的我曾以為，時代如一支箭，只會飛速前進，推倒了惡魔黨，必定迎來自由開明、理性自主的媒體空間。而今，我已視茫齒搖、髮禿肚肥，變成場邊的吶喊旁觀者，才知道時代是迴力鏢，經常回馬一槍，不偏不倚擊倒我的愚蠢天真。
我懷念1987嗎？當然不，那是個拒馬蛇籠、鐵棍鮮血的年代，舊時代的面目醜惡猙獰。如今，擺脫了有形的政治牽制，取而代之是無形的、宛如水銀滲透的商業箝制，眼前不再是鋼鐵高牆，而是迷霧森林的盤根荒徑，等待志氣與勇氣踏出一條小路。
歷史從未終結，長夜或有盡時，我曾愛過那個煙花綻放的媒體時代，愛過、恨過也傷痛過，像一首永不過時的芭樂歌。
【註】本文原刊於2017.8.8.的《天下獨立評論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