菲律賓獨立媒體《拉普樂》創辦人瑪麗亞・瑞薩獲頒諾貝爾和平獎，以她為主角的紀錄片由台灣事實查核基金會引進，12/11在台首映，並計劃在校園免費巡迴播映。有意申請的學校，可參考此一連結。
以下拙文，原刊於《天下獨立評論》。
在美國長大、求學的CNN記者，為何回到父母的亞洲故鄉，挑戰民粹總統的殺人指令？蘇聯時代宣傳機器《真理報》的編輯，如何轉身變成普丁畏懼的反對者？這兩位地理相隔八千兩百公里的新聞人，為何一同獲頒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？
對於台灣讀者，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是：全球媒體信任降至歷史低點、記者職業聲望谷底徘徊之際，諾貝爾委員會為何在329人的超長候選名單中，挑出不討喜的新聞從業者，作為人道與勇氣的桂冠象徵？
兩位得主中，台灣較知名的瑞薩（Maria Ressa），歷任CNN駐馬尼拉、雅加達分站主任，2012年，她感受數位浪潮來襲，在家鄉菲律賓創辦新聞網站《拉普勒》（Rappler），以尖銳的調查報導，不斷揭露政商勾結內幕，同時批評總統杜特蒂濫權濫殺的掃毒行動，兩度遭羅織逮捕，並以充滿爭議的「網路毀謗」定罪。
一同獲獎的穆拉托夫（Dmitry Muratov），年輕時任職共青團黨報，蘇聯解體後，與同事創辦《新報》（Novaya Gazeta），也是在任最久的總編輯。戈巴契夫曾慨捐自己的諾貝爾和平獎部分獎金，期許《新報》監督轉型後的俄羅斯。1993年迄今，《新報》嚴厲報導普丁政府暗殺政敵、迫害人權的黑幕，以及黑金階級崛起的腐敗現象，代價是，社內六名記者陸續遭到謀殺。
諾貝爾獎官方聲明指出，瑞薩與穆拉托夫「因在菲律賓和俄羅斯為言論自由進行勇敢奮鬥，獲得和平獎。」此外，「他們也代表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全球逆流中，為此一理想挺身的所有記者。」
區區數十字，顯然不足解釋評審選擇的重量，此時此刻，如何看待今年和平獎的涵義？或許，當我們拉開時空卷軸，更能理解現在。
過往，諾貝爾和平獎多次頒發給新聞工作者，各有其豐富的歷史肌理及時代意義。
1907年一次大戰前夕，義大利記者莫內塔（Ernesto Moneta），倡議創立國際聯盟與仲裁法院，避免區域衝突引發戰爭，因而獲獎。他提出的口號「多元一體」（United in diversity），如今是歐盟精神標語。
1933年，歷任美國《舊金山紀事報》記者、英國《每日郵報》編輯的安格爾（Norman Angell），轉往政壇後獲獎。他批評歐洲區域強權的黷武氣氛，並出版《大幻影》一書，探討戰爭與人道主義，後來被改編為經典電影。
最知名的是德國記者奧西茨基（Carl von Ossietzky），二次大戰前，他撰文憂心崛起中的法西斯主義，犀利批評尚未掌權的希特勒：「一個民族要在精神上淪落至何種程度，才能在這名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樣，看到讓人追隨的人格魅力？」納粹上台後，奧西茨基被關進集中營，1935年在獄中獲頒和平獎，希特勒大怒，禁止所有德國人領取諾貝爾獎。
兩年後，奧西茨基因肺結核去世，成為令人尊敬的先知，他與劉曉波也是和平獎揭曉之際，唯二身陷囹圄的獲獎者。
最近一次是2011年，葉門的女權工作者卡曼（Tawakkol Karman），她創立無鎖鏈女記者組織（Women Journalists Without Chains），串連女性記者，以報導、靜坐、示威作為非暴力抗爭手段。
新聞記者往往是時代的斷面、世界的切片，或像是琥珀裡的蟲子，努力以文字影像的屍體，記錄、展示歷史變動不居的面貌。有時，他們終究徒勞，只留下掙扎痕跡；有時，改變並未在當下發生，而像是風蝕砂岩，在緩慢歲月裡重塑地貌。
若以此角度，瑞薩與穆拉托夫獲獎，凸顯當代文明社會面臨哪些挑戰？從他們身上，可以看見新聞業乃至於全人類遭逢哪些危機？
首先，一個民主扭曲的世界。
俄羅斯與菲律賓各有不同程度的選舉，形式上，普丁與杜特蒂各以不同選制贏得政權。然而，俄羅斯政治充滿恐嚇、暗殺、利益黑箱、迫害政敵，讓普丁得以長期掌權。主要反對者納瓦尼（Alexei Navalny）去年遭下毒、今年回國後入獄，就是顯例。
杜特蒂則是民粹政治抬頭的代表，他以聳動口號與煽動語言崛起，利用網路散播不實指控、組織網軍攻擊對手，讓軍警踰越法律授權射殺民眾，製造恐怖氣氛，因而受聯合國「國際刑事法庭」調查。一方面，他們是近年民主概念遭扭曲的實證；另一方面，他們也是新聞自由、獨裁政治的衝突最前線。
瑞薩曾撰文指出，杜特蒂政府不但試圖吊銷《拉普勒》的經營許可，十四個月內，政府發動十一次司法指控，她歷經八次保釋，幾乎九成時間精力花在司法攻防上。
至於俄羅斯，穆拉托夫獲獎當下，普丁發言人表面公開道賀；隔天，莫斯科政府卻將七家獨立新聞機構與個人列為「外國代理人」，進一步限縮打壓他們的採訪自由。
新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溫度計，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2021年全球新聞自由報告，在一百八十個國家中，菲律賓名列一百三十八名、俄羅斯一百五十名，都屬於媒體空間飽受威脅的國度。
其次，一個暴虐社群網路的世界。
除了傳統的司法騷擾、人身侵害，當代獨裁者多了一項武器「網路攻擊」。俄國政府是操縱駭客與網軍的「先行者」，《新報》在內的多家獨立媒體，曾揭發該國設立「網路研究局（Internet Research Agency）」，組織大量網軍散布假訊息，試圖影響美國選舉。
菲律賓則是另一種險惡風景，杜特蒂上台後，《拉普勒》曾報導一個高達三百萬人的臉書專頁，在選舉期間不斷散布假訊息，質疑與杜特蒂陣營有關。此後，瑞薩不斷遭受網路霸凌，她與同事被杜特蒂支持者辱罵為「妓者（Presstitute）」，網軍公開威脅暴力攻擊或性侵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份調查指出，臉書每一則支持瑞薩的留言，平均會招來十四則攻擊留言。
瑞薩曾當面告訴臉書老闆祖克柏，高達97%菲律賓人使用臉書，對該國而言，「臉書幾乎等同網路」，她邀請祖克柏理解臉書對菲國民主的負面影響，進而擔負更多社會責任。據稱，祖克柏似乎無動於衷，戲謔反問她「剩下3%（菲國人）在做什麼？」
因此，瑞薩成為臉書的嚴厲批評者，認為該公司「放任謊言與事實佔據同一空間，玷污了整個公共領域。」她加入名為「真．臉書監督委員會（Real Oversight Board）」的組織，仿擬官方監督委員會，糾舉揭發臉書的治理缺失。
最後，一個真相與死亡為鄰的世界。
身為台灣的媒體工作者，日常苦惱是題材選擇、採訪障礙、點閱流量、營收模式；然而，我們不能忘記，這是一個「真相經常與死亡為鄰」的世界。記者保護組織統計，1992年以來，已有58名俄羅斯記者因工作遇害，87名記者在菲律賓被奪去生命，同一時期，全球有1416名記者因報導喪生。
早在穆拉托夫獲獎前，《新報》記者波麗特柯芙斯卡雅（Anna Politkovskaya）的故事，曾深深撼動我。她出生於1958年，世紀之交，先後前往車臣三十九次，以追根究柢的頑固報導，揭發俄國軍隊殘暴的戰爭罪行。
波麗特柯芙斯卡雅不斷遭受死亡威脅，一度在飛機上被下毒，曾遭車臣俄軍刑求並威脅性侵，但她不為所動。2006年，波麗特柯芙斯卡雅在住家電梯裏，遭殺手連開四槍殺害，留下兩名子女，以及《骯髒的戰爭》、《地獄的一角》、《普丁的俄羅斯》等書。
殺手及其同夥被捕判刑，但法院始終不曾揪出主使者，《新報》要求記者學習開槍自衛。即使如此，該報另一位報導車臣戰爭的記者埃斯蒂米洛娃（Natalia Estemirova） ，2009年在公寓外遭綁架並殺害。《新報》記者仍然前仆後繼，不屈不撓，2017年，記者米拉西娜（Elena Milashina）接獲明確死亡威脅，只好逃往國外。
諾貝爾和平獎公布前一天，恰巧是波麗特柯芙斯卡雅遇害十五週年。穆拉托夫接受俄國媒體採訪時，逐一朗讀該報遇害的六名記者姓名，他表示，自己只是代表他們受獎，他的部分獎金，將用來支持受政府迫害的記者。
即使面對各種壓力，瑞薩與穆拉托夫都透過國際調查記者同盟（ICIJ），參與巴拿馬文件等跨國弊案調查。作為一種職業，他們並非天使，更不是惡魔，只是一群努力講真話的人，即使他們的辦公室門口，偶爾會被丟置葬禮花圈、血淋淋羊頭，或汽車炸彈，仍然不肯放棄發聲的權利。
或許，這正是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最大意義，在一個假訊息充斥、政治報導黨派化、網軍與酸民佔領社群空間、民粹政治與媚俗語言當道的年代，瑞薩與穆拉托夫提醒世人：獨立而勇敢的報導者是政治腐敗、政客濫權的最大敵人，也是開放社會的最後防線。正如諾貝爾委員會的評選理由：
「自由、獨立、基於事實的新聞，有助於防止濫權、謊言與戰爭宣傳⋯⋯，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，有助於確保公眾知情。這些權利，是民主與避免戰爭衝突的先決條件。」
【補記一】
文中提及《新報》記者波麗特柯芙斯卡雅，台灣並無她的專書譯本；若想閱讀她的文章，可參閱精選各國調查報導的《別對我撒謊：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》一書（已絕版），書中收錄波麗特柯芙斯卡雅的多篇車臣報導，包括2002年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期間，她涉險入內與車臣游擊隊談判的實錄。
【補記二】
關於瑞薩紀錄片的首映座談與校園巡演，可參考以下連結。
